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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规划更多样 交叉专业受青睐 出国留学新趋势******

  2023,出国留学新趋势

  新的一年到来,随着国内出入境政策的变化、新冠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降低,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更加方便。2023年留学申请趋势有哪些?中国留学生的求学之路如何规划?

  交叉专业受青睐

  卢晓安本科在国内学习计算机科学,不久前他成功申请到了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计算机金融专业硕士项目,这是一门计算机科学与金融的交叉学科。

  近年来,交叉学科专业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交叉学科指两个或多个不同专业交融,比如计算机金融、生物统计、文化产业管理等。大部分交叉学科专业应社会不断变化的就业需求而生,着力培养学生的复合技能,拓宽学生的就业范围和求职竞争力。

  根据新东方《2022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留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考虑前三位的因素分别是“自己感兴趣的”“就业前景好的”和“适合自己教育背景的”。受就业压力的影响,不少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将求职前景纳入考虑。

  “我认为学习计算机金融交叉专业能在就业时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卢晓安说,“据我所知,金融行业逐渐实现数字化转型,加大了对技术领域的投入。以量化交易员招聘为例,应聘者既要对计算机科学有一定的理解,还要了解量化投资的知识。”

  据202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1-2022学年中国内地留美学生排名前三的专业分别是“数学和计算机类专业”“工程类”“商科和管理类”,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商科、人文社科仍为主流。目前,海外许多院校开设的跨学科专业以数学、计算机、商科等专业结合其他专业为主,正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青睐。

  升学规划更多样

  日前,启德教育发布《中国留学市场2022年盘点与2023年展望》报告。报告数据显示,由于海外院校申请门槛提高,申请结果不确定性增加,近3年本硕留学申请中多国联申的占比呈小幅上涨趋势。其中,赴美国、澳大利亚本硕留学的学生联申英国的占比达50%左右。

  “今年,我申请了美国和英国几所不同高校的商科专业,希望能提高申请成功率。”李明洋是一名正在经历申请季的大四学生,他说:“美国和英国有不少世界排名靠前的学校,据我所知,申请同学中不乏学术能力和语言成绩都很突出的‘学霸’,竞争非常激烈。我想多申请几个学校,有更多被录取的可能,从而顺利读研。”

  此外,启德教育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贾鸿岩表示,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正被越来越多的海外高校认可和接受,许多家庭开始做两手准备,考虑留学与高考双轨并行的方案,以做全面的升学规划。

  以英国为例,包括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等在内的近50所高校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德国则从2020年起允许中国高中毕业生凭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德国大学的本科专业,启德教育一组数据显示,2022年申请德国本科的学生人数相对于前一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

  《2022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2022年留学人群的学业规划更加多样化,同时关注多种升学途径、做好两手准备的群体占比超四成。在申请本科及以上阶段意向群体中,不少人还会考虑中外合作办学、海外高校在国内分校的项目,以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回国就业意愿强

  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根据领英发布的《2022中国留学生归国求职洞察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人数同比增长33.9%,且在2021年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中国留学生回国意向增强。

  领英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及金融行业因发展态势较好,近年来吸引了不少留学生。在城市选择上,不少需要国际人才的公司将总部、分支机构、联动办公区域设于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并积极解决户口、住房、员工子女入学等问题,因此吸引了不少海归人才。以上海为例,对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留学回国人员,取消社保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要求,全职来上海工作后即可直接落户;毕业于世界排名51-100名院校的,全职来上海工作并缴纳社保满6个月后可申办落户。

  此外,留学经历也成了学子求职时的加分项。“外资企业和具有全球化背景的企业比较青睐中国留学生,他们很看重留学生的语言优势、综合素养以及全球化视野。”领英中国产品运营总监陈怡静说。

  赵栩2022年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城市环境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国参加了秋招,对企业招聘留学生的相关要求深有体会。她说:“留学生应聘有外语要求的岗位时具备优势,部分岗位要求学生提供雅思或托福成绩,我在申请出国时就有所准备。此外,一些工作内容需要熟练掌握英语,比如我应聘过的一个研究所岗位,日常需要筹备国际会议、翻译图书信息、撰写外语宣传内容等,这对应聘者的英语水平、跨文化沟通能力有一定要求,留学生可以充分展现出自己的竞争力。”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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